由于房价迅速上涨，且因为住房体制改革、极端宽松的货币政策、城市拆迁等措施，几乎所有家庭都被赶到了房地产开发商垄断供应的商品房市场，导致家庭财富迅速聚集到房屋上。这种财富配置格局对于中产阶级社会的发育及公共精神的成长，将会产生一些不良影响。

　　房屋资产比重

　　考虑到房屋的性质，在大多数国家，房产通常都是家庭比较重要的资产。不光是因为人人都要住房，更重要的是因为，民众具有追求家庭资产确定性的偏好。谁挣点钱都不容易，每个理性人都得为自己的未来预作防备。因而，家庭通常倾向于将其流动性转化为实物资产。尤其是，在现代经济体系中，世界上一些政府内在地具有制造通货膨胀的倾向，为防范由此带来的资产缩水风险，房屋等资产始终是家庭资产之锚。在通货膨胀预期强烈的时候，黄金甚至初级商品也都会被人偏爱，比如目前。

　　不过，人类同时又有一种利用手头的财产创造财富的冲动。人们都知道，通过将资产投入到某种创新活动———也即投资创办企业进行冒险，可以增加未来的收入流。这种倾向是对那种让财富沉淀的倾向的一种平衡。一个社会要保持稳定但又始终保持活力，就需要在这两者之间保持一种动态平衡。

　　在现实中，哪种倾向占据上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社会的基础性制度框架：是否保障个人财产权，是否有一个经济法规限制其政府制造通货膨胀的做法。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人们的资产偏好。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曾说，“在一切生活比较安定的国家里，有常识的人，无不愿用可供他使用的资财来求目前享乐，或求未来利润。……在生命财产相当安全的场合，一个人如果不把他所能支配的一切资财(不管是自有的或借入的)用于这些用途之一，说他不是疯狂，我是不能相信的。如果不幸，……人民财产随时有受侵害的危险，那末，人民往往把资财的大部分藏匿起来。这样，当他们所时时刻刻提防的灾难临头的时候，他们就可随时把它带往安全地方。”(商务，1997，上册，第260页)

　　拿美国与中国家庭资产结构作一比较是有趣的。自有房屋确实是美国家庭最大宗的财产。美国劳工部统计，2000年占到家庭资产总额的32.3%。但是，美国家庭的金融性资产也相当可观，比如，股票与共同基金股份占到15.6%，在金融机构的获息资产占到8.9%。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保障性资产在美国家庭总资产中所占比例颇高，提供退休保险的IRA或Keogh账户占到8.6%，401K和互助储蓄计划占到9.7%。后四项加起来是42.8%。

　　房屋资产在中国家庭所占比例则远高于美国。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于2002年5-7月在河北等8个省市抽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在城市家庭财产的构成中，房产为10.94万元，占家庭财产的47.9%；金融性资产为7.98万元，占家庭财产的34.9%。考虑到近两年房屋价格上涨和股市萎靡的现状，房屋资产比例可能更高。调查也显示，户主收入越高，其家庭所拥有的房产价值则越大。在美国则存在相反的关系，越是高收入家庭，金融性资产比例越高。笔者要说，房屋在当代中国家庭资产中所占比例或许过高了。形成这种偏好的一个原因是通货膨胀预期。尽管官方统计的通货膨胀率依然很低，但用房屋价格———再加上中产阶层较关注的油价———来衡量，人们已生活在通货膨胀下。在此状态下，人们当然急于将现金和金融性资产转化为房屋。

　　在资产组合中对房屋的偏好，还有一个制度根源，即财产权保障不够健全。近些年来，私人投资环境并不佳，人们的投资与创业热情衰减，资产自然流入人们以为相对保险的房屋上。

　　而购买了房屋之后，人们马上又陷入“七十年大限焦虑症”。人们从房屋上没有得到多少安全感，法律让他/她跟“大地”并没有稳固的联系。

　　封闭的社区

　　现在中国内地正在出现一个以白领专业人士为主体的中产阶级，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拥有自有房屋，但他们却似乎尚未完全具备成熟的中产阶级心态与对未来的稳定预期。而让他们心神不安的，正是房屋。

　　中国内地目前土地与房屋供应模式的灵感，某种程度上来自于香港地区。而香港中产阶级的尴尬则是，上世纪末无数家庭加入炒房大军，将资产转化为房产，随后的市场却让20万曾经的中产阶级一夜之间成为“负资产”一族。内地中产阶级还没有经历这种市场大冲击，但也出现了一些“房屋资产综合征”，“负翁”、“房奴”的称呼正是其生存状态的写照。

　　局促的居住状态，也影响着新兴中产阶级之公共精神的健全发育。长期生活于局促的空间，会使人们的心灵趋向于狭隘、封闭，这种心灵当然不可能生长出公共精神。在这种公寓楼内，居民之间是互相隔绝的。每个人在社区中只是“业主”，一份财产之主。

　　而且，这份财产对每个人来说都太重要了，所以，每个人都谨慎地看住自己的财产，不愿接近他人，也不愿他人接近自己。不少搞得比较好的小区业主委员会，正是因为业主们的猜疑而难以为继。

　　这些中产阶级社区也都是封闭式小区，每个小区有一个物业公司，它实行的是一种“保姆式专制”管理。你还没有成为社区居民，物业公司就已经现身小区了。这种时间顺序是意味深长的，这注定了你在小区的生活是由它安排的。而业主们也乐于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这个物业公司，那种管理很温馨而体贴啊。

　　因此，在小区里，他治先于自治。一些地方的政府也把物业公司看成一个有效管理居民的准行政机构———因而，业主要求更换物业公司也被一些有关部门认为有损社会稳定而经常予以阻挠。业主们先接受物业公司的管理，只有当自己权利遭受显著侵害的时候，业主们才想到自治。但临时抱佛脚式的自治，当然是孱弱而幼稚的。

　　同时，社区之间也是互相封闭的。每个小区高耸的铁栏杆和严格的保安措施，就是这种封闭的象征。中产阶级社会就这样被互相隔绝的小区、单元切割为一个个碎片。目前的房地产开发模式，结果是只有小区，只有业主，而缺乏公共精神。(文/秋风)